五则改革只要方向对头、方式合理，不会形成副作用和后遗症。

但就目前而言，举家流动仍有很多人为的障碍，其中一个直接障碍便是全国高考试卷不统一问题。2012年高考刚刚过去，今年众多的随迁子女仍然无法实现异地高考的梦想。

生活在北京、上海的人都知道，有本地户口的好处集中体现在能买比商品房低廉得多的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和子女上学更好、升学更易两大方面，至于社会地位更高、心理上更有归属感等优越性，则多是这二者派生出来的。我国现有两亿多流动人口，这些人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两亿多流动人口涉及数千万个家庭。实际上，在住房问题上我国最应解决的是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第二，城市保障房应尽快转向以公租房为主。由于收入偏低、无力承租城区昂贵的单元房，所以他们大多只能租住危机四伏的城中村、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隐患丛生的小区群租房、拥挤不堪的厂区集体宿舍等。

近年来，流动人口逐渐呈现出举家流动、不再长期夫妻分居、骨肉分离的良好特征。不少人婚后尽管依政策购买了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但是出于上班方便、孩童照顾或经济收入等考虑，仍和父母挤在一起，而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这便是北京等地保障房小区房屋出租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首先应廓清公有制和私有制这两个概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将国企视为公有制企业，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基础的概念和逻辑都是不成立的。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益特征的行业，前者如电网、铁路，后者如管制价格下的能源，水、电、汽等大多数都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确定价格和收益、公开招标由私人部门承担。国企改革下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朝哪个方向走？已成为回避不了的，一定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当然，这一过程应是有序的、有效率的、公平的、通过市场运作的。

目前重提这个问题是否要回到列宁时期，回到计划经济？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我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微观层面上的国企不能被视为公有制企业，它的本质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及各种主权基金公司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投资的企业。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这个命题再推进一步，即什么是国有资本？我以为国企积累的国有资本应该是资产形态的财政盈余，因为财政只有现金流量的收支账，没有资产负债表，如果建立了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晰了，它应列入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同时国企的负债应列入负债方，其净资产即是国家作为股东的权益。所以国企的进、退实质上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看法和意见困扰和阻碍了国企的进一步改革。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国家体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公有制

在微观层面上的国企不能被视为公有制企业，它的本质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及各种主权基金公司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投资的企业。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益特征的行业，前者如电网、铁路，后者如管制价格下的能源，水、电、汽等大多数都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确定价格和收益、公开招标由私人部门承担。列宁、斯大林在前苏联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将这一制度付诸实践，形成了全民所有制，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相应建立了全民、集体两种形态的公有制。所谓公有制在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国家所有制体制。

国有资本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可以推动投资型的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加快社保体系的建立、改善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如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所言，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两种貌似对立、实际上异曲同工的思潮。

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场体制。同时，也触及到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国家体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公有制。即国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业机构，它除了要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外，还要承担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殊功能，如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国企应控制关系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的产业等。这其中既涉及一系列的重大理论与观念的问题，又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及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一系列政策的安排，亟须正本清源，以期凝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新一轮改革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还需要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国企制度的改革，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就是要还其属性，将其运用到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上，如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陈清泰文章（见《财经》(博客,微博)2012年第13期国企改革再清源）最大的亮点是揭示了国有企业只是一个载体，它的本质是国有资本。

甚至将国企的地位提高到涉及国家安全与执政党地位的高度。关于公有制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股份制是公有制体现的主要形式在上世纪90年代已写入了党的决议。

所以国企的进、退实质上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这其实是上一轮国企改革争论的继续。

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剥夺了现代社会个人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现在有些人在国企制度改革问题上重提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是对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的颠覆和倒退，也是对市场化转轨取得的成就的否定。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和监管运行，而不是通过所有权来实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价格管制的行业不能一概被视为公益性行业。从政治上讲，权力来自人民，执政党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它们倡导的理念、建立的制度、推行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同，而不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目前要建立这样一个认识，实施这样一套改革在观念上、利益上存在较大的障碍。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这个命题再推进一步，即什么是国有资本？我以为国企积累的国有资本应该是资产形态的财政盈余，因为财政只有现金流量的收支账，没有资产负债表，如果建立了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晰了，它应列入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同时国企的负债应列入负债方，其净资产即是国家作为股东的权益。

近日博源基金会围绕国企改革路径抉择举办了相关研讨会，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将国企视为公有制企业，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基础的概念和逻辑都是不成立的。

一是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化的问题。国企是国家队，是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保证。

所以，这个转化的实质是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和国企的民营化。说它最需要突破不是因为在国企经营层面上存在治理和管理、效益和效率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国企在体制层面上造成国进民退、垄断、民间资本外流等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及时、妥善处理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正当性。

这不仅反映出观念的陈旧，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无论是财政的盈余还是国家作为股东的权益，它都应被视为公共财政的资源。另外一种倾向，又把国有企业放在国民经济的特殊地位，认为国企是国有经济的基础，是稳定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工会控制企业所有权的企业，即职工持股企业。

国企改革下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朝哪个方向走？已成为回避不了的，一定要认真面对的问题。目前重提这个问题是否要回到列宁时期，回到计划经济？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我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看法和意见困扰和阻碍了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从国家发展战略、国计民生的保障来讲是科学、民主决策和市场经济活动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政府通过控制企业、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

国企资产形态的国有资本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也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后发展积累形成的。如果一定要将一个企业定义为公有制企业，它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企业每个员工均等地占有企业的全部股权。